特警队都有哪些级别「重庆女子特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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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警队都有哪些级别

按照行政级别及公安部门内部设置：特警总队为生、直辖市、自治区公安厅（局）内设机构（副地或正处级）；支队为地级市（副省级市）公安机关内设机构（正、副处级）；特警大队为县级公安机关内设机构（正科或副处级）、至于中队一般就是县级特警大队中的分支或外派机构了——具体人员编制取决于当地公务员编制——没有统一>限定/p>

战犯在关押期间有死的吗

最近，央视一套播出了反应改造国民党战犯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特赦1959》，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也引起了人们对战犯这个群体的重新认识。其实今天我们所说的战犯，一般指的是侵华日军战犯、国民党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在关押期间，这些战犯有没有死在战犯管理所的呢？

回答是肯定的，由于种种原因，在关押期间有战犯死亡。下面举例说明。

大家都知道红色经典小说《红岩》吧？讲述了解放前夜，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重庆的一些活动，以及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人在渣滓洞、白公馆与敌人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里有个反面人物徐鹏飞，其原型叫徐远举，公开身份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少将军衔，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在西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江姐等共产党人就是死在他手。建国后徐远举被俘，先关押在重庆第二监狱，1956年与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军统局云南站长沈醉等人一起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

徐远举在功德林努力学习、改造，希望早些被特赦。1959年9月中共中央建议特赦一批关押满10年、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犯。消息传到功德林，这些被改造了10年之久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欣喜若狂。据徐远举的军统老同事沈醉回忆，当时他们正在郊外的秦城农场劳动，刚刚收工还没有吃晚饭，徐远举到管理员办公室拿报纸，第一个看到了特赦的消息。沈醉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徐远举）特别放大嗓门，用他那地道的湖北大冶口音高声宣读：‘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当特赦两个字读出后，大家的心便像被什么强大的吸力吸住了似的。”

电影中的徐鹏飞（徐远举）由项堃>饰演/span>

不知什么原因，特赦了几次战犯，都没有徐远举，同为军统高级特工的沈醉1960年就被特赦了，这对徐远举打击很大。1973年冬天，徐远举在战犯管理所因工作问题与人发生争吵，下工后用冷水洗澡，结果因脑血管破裂不治而亡，死时只有59岁。

可以很肯定的说有，因为历史原因，这里我就介绍几个死在监狱的日本战犯，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想多说几句。

日本战犯在我国历经了两个时期，一个是民国时期，一个是新中国时期。不得不说对于大多数日本战犯而言，他们是幸运的，因为老天对这帮恶魔大开幸运之门，让他们赶上了好时候。

对于战犯的处置，民国时期以“严惩”为主，149名战犯被处死，400多名战犯被判处有期徒刑。而新中国则已“感化”为主，这是我党的老传统，我党接收日本战犯后，经过审判，一千多名战犯无一人被判处死刑，量刑最重的也不过18年有期徒刑，而有的战犯因为身体原因还不予起诉。

宣判结束后，我方又多次释放战犯回国，到1964年，所有战犯全部释放，嗯，这很仁慈。

好了，话不多说，下面还是言归正传吧！死于监狱的那些日本战犯们：

梅津美治郎

日本陆军大将，曾出任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和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是发动侵华战争的元凶之一，也是东京审判的日本28名甲级战犯之一，1945年日本战败后，代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因癌症病死于东京巢鸭监狱。

白鸟敏夫

日本外交官，曾是日本驻意大利大使，他与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共同促成德意日三国同盟，力主入侵我国，日本投降后做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因癌症死于东京巢鸭监狱。

平沼骐一郎

日本政界元老，激进派代表人物，抗战期间任内阁总理大臣，积极谋划并支持入侵东亚各国，也曾参与入侵苏联的诺门坎战役，日本战败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2年病死鱼巢鸭监狱。

佐佐木到一

日本陆军中将，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旅团长，南京沦陷后，纵容部队在城内屠杀，进行百人斩比赛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就是他的手下，在南京，他曾指挥部队一次屠杀我国军民三千多人，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日本投降后，他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突发脑血栓死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的日本战犯，由于我方的精心照顾，所以病死率特别低，关押的近千名日本战犯，因病治疗无效而死亡的只有38人，病死率仅为4%，这是世界战俘史上最低的死亡率，堪称奇迹，而其余的战犯到了1964年全部释放回日本。

我们对恶魔仁慈，希望真的能感化他们，而不是另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

功德林战犯在关押期间有死的吗？

当然有死的，不仅有病老而死的，还有被杀的呢！

很多国民党将领在被俘虏时，决议自杀，最终没有死成。这种人代表有宋希濂和王云沛。

宋希濂担任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兵团总司令，在白马山之战后主力被击溃，就分散逃走，脱离国军战斗序列，在川南山区到处跑。到大渡河时，有个警卫说“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 败 涂 地 ！ ” 宋希濂就起了效法项羽“乌江自刎”的念头。自杀时，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抢过了他的手枪，不多时，宋希濂就被俘虏了。

王云沛是国民党浙江省中将保安处长，解放军解放浙江时，他走投无路，一头扎进大海里只求一死。没想到解放军战士把他捞了上来。一次死不成，就不想第二次了。王云沛骗战士“我是当兵的”，没想到战士直接拿出了他的照片，于是就成了俘虏。

到了战犯管理所，还有一些人心存侥幸，想要逃跑。刘秉哲、罗贤达二人，在国民党部队里均为军长，关押期间曾两度越墙逃跑，被抓回后，仍不甘心，暗中鼓动他人抗拒改造。一名叫周元圣的死硬军官，被俘后经常吵架骂人，不仅自己时常寻找着逃跑的时机，还怂恿其他战犯暴动出逃。有一天夜里，他独自跑到院中大喊大叫：“大门打开啦，赶快逃跑呀，大家快冲啊！”他一边喊，一边向警卫冲去。还有一个叫姜湘龄的。为效忠“党国”，拒不服法，动辄叫骂声声。同屋的人责备他几句，他竟心存怨恨，夜持斧头，砍伤两个熟睡者的脑袋，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当然，这些带着花岗岩脑袋想去朝拜上帝的人，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还有很多不知名战犯，在管理所里闹出了各种自杀的戏码。有的人用砖头砸自己的脑袋，有的想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喉管，有的吞金，有的喝蓝墨水，有的跳楼，有的跳井……为了防止战犯自杀，管理所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还装修了橡皮房间，把想自杀者安置在里面。

在《特赦1959》中表现很好的沈醉，其实在管理所里写了不少的“反诗”。比如“绛帐新垂列绮罗，满庭桃李尽娇娥，东风枉费吹嘘力，不及前朝雨露多。”再比如“全城锣鼓响喧天，满庭笙歌夹管弦。悄问座旁邻院女，今宵花月为谁妍？”有人算过，沈醉在几个月就写了上百首反诗。

一开始，战犯们在管理所不敢交代自己的罪行，不愿意多说话。可是他们最后却发现，解放军把他们关起来，其实时保护他们。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曾经把被囚禁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三百余名共产党政治犯全部杀害，包括著名的共产党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1952年清明节 ， 重 庆 有 数 千 人 到 白 公 馆 烈 士 墓 前 扫墓，“坚决要求镇压反革命！”“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特务们发现，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挡住群众，保护了他们的安全。

战犯们越来越认识到共和国的战犯管理政策，开始争相交代罪行。国民党第二兵团七十军代军长邓 军 林 交 待 了 一 桩 他 人 不 知 的 血 案 。 当年，他在沂蒙山区时，曾活埋过一位参加革命的母亲。那一幕惨剧，至今仍时时萦绕在心，使他永远不能忘怀。当刽子手将这位被绑着的年轻母亲推进土坑后，又残忍把孩子地丢进去。孩子倒在妈妈身边问 ：“妈妈，我睡哪头？”

事情很快变味了。一些战犯开始吹牛，吹嘘自己多大官，干过多少大事，想从中得到管理所的有待。一些特务小喽啰硬说自己时大特务，还把上司的事情扣在了自己头上。可是这些旧社会带来的吃空饷、欺上瞒下的伎俩怎么会欺骗到管理所，最后都被揭穿了。

在战犯管理所，战犯们通过自我管理，积极劳动的方式实现了自我改造。典型就是郑庭笈管理澡堂和黄维研究永动机，虽然困难重重，却得到了同学们共同的鼓励。

真正让战犯们脱胎换骨的，是战犯管理所组织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国军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看到天堑变通途的武汉长江大桥，再对比自己长江上坐船差点倾覆，感叹共产党办实事说真话。昔日大特务文强，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写诗道“九月天高天气晴，登临揽胜大江清。雄桥飞渡联南北，万国通途会古城。三镇毗连秋水共，两江交汇锦云横。我身不觉在霄汉，睹此宏图暗自惊！“

杜聿明参观长春时，发现长春市郊建立起现代化的汽车厂，感到极其震惊。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郑庭笈看到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回忆自己之前驾驶过的汽车因为零件损坏就要全车报销，盼望国家能自己造汽车，却不得不在老将命令下打内战。杜聿明开着解放卡车，直呼太棒了。

宋希濂参观北京八大胡同，发现昔日的窑姐们已经改邪归正做了棉纺织厂的女工，大都嫁给老实人成家立业。宋希濂回忆以前鸦片烟横行，就连四川的滑杆轿夫也依赖它提升力气。到现在，黄赌毒已经彻底清除，宋希濂感慨共产党力量伟大。

这就是战犯改造的全过程，新中国用这种方式和旧社会告别，实在是太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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